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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棉花（节选）
文/莫言
首发于《花城》年第5期
年第1期《花城》杂志即将推出莫言短篇新作及诗歌，敬请期待！
楔子：围绕着棉花的闲言碎语
人类栽培棉花的历史悠久，据说可以上溯一万年。我想可能不止一万年也可能不足一万年，这问题并不要紧。棉花用途广泛，一身都是宝，关系到国计民生，联系着千家万户，是一类物资，由国家控制，严禁黑市交易，这东西很要紧。
我们高密县是中国小有名气的产棉县，因为棉花我们县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表扬，我们至今还为此感到骄傲。
关于棉花，我自认为是半个专家，从种植到加工，这期间的每一个过程我都清楚。
因为我曾亲自干过这些事、而且干了很久。请允许我啰嗦半个小时吧，关于棉花。
农历三月中旬，太阳又开始向我们靠拢，地温上升，河冰融化，蜷缩了一冬天的农民们，从窝里钻出来，抻抻胳膊舒舒腰，人都仿佛长高了几寸。遍身死毛的牛马也从圈里拉出来，沾着满尾巴满屁股的稀屎，扭着刀刃一样的脊梁骨，拖着耙子，忧虑重重地走向一望无际的原野。春天的原野其实十分美好，头上是碧蓝的天，脚下是黑色的地，鸟儿在天地间痛苦地鸣叫着，刺猬在耸立着枯草的水渠边寒意未消地寻找着，甲虫与爱情。蜥蜴在爬行。熬干了脂肪的蛤蜞在水边蹲着叫，叫声和身体都锈迹斑斑。被寒风吹尽了浮土的道路上，我们与牛们在行走。棉花地去年秋天就耕过了，冻了一冬，现在很暄，大家都说春天的地像海绵。我们要在牛的帮助下把地耙平，使坷垃破碎，使水分保持，准备播种。当我们站在铁耙上，肩上搭着长约三米的使牛鞭，手扯着与牛鼻子相连的驭牛绳，身体晃动，随铁耙波浪式前进心中充满希望，很想仰脸歌唱，对着那无情而深情的天空和辽远的大地与天空的接合部。
至今我也难以从感情上接受地球是圆的并且绕着太阳旋转的事实，我更愿意天圆地方，“天似穹窿，笼罩四野”，然后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地球是方的，宇宙是有限的，人活着才有点意思。即便地球真是方的，宇宙真是有限的，人活着其实也不容易，这道理谁都明白。田间小憩看着疲倦的牛偃立着反刍，一团乱草从牛的喉管里涌上来，逼着它运动嘴巴咀嚼。如果它不咀嚼，就标志着它不正常，于是，郭老子便命令我，把一泡热尿泚到牛的鼻孔里，刺激它反刍，这法子有时挺有效，有时根本不灵。此法不灵时，郭老肚子便命令我用鞭杆敲打牛角、试图唤醒牛的反刍意识。这很有点像临济宗的当头棒喝。此法有时灵有时亦不灵。如果它实在不反刍，就说明它确实有病，不能继续使役了。我总想，应该有一些生性狡猾的牛能够钻这个空子，强忍着不反刍，然后得到休息的机会。幸亏牛们不如我这般坏，否则，人类役使牛类的历史就该结束了。
铁耙晃悠悠荡过去，牛的蹄印被抹平了，松软的土地露出新鲜的层面，大地犹如毛毡，布满美丽而规则的波浪形花纹。郭老肚子说种地应该和绣花一样。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有时我站在数十米高的棉花垛上，常常放眼眺望五湖四海。五湖四海是看不到的，绣毯般的大地却尽收眼底，隔着棉花加工厂那道两米高的砖墙，我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进了笼子的幸福。人并不总是想在广阔天地里有大作为的。我看到我熟悉的田地上，蜴动着星星点点的农人们，像诗，像画，在旁观者眼里。棉花被霜打掉大部分叶片后，棉桃成熟开裂。洁白的棉絮表现出来，像蔚蓝的天空中白云的倒影。河流看不出流动，村落像一些玩具。这是我登高后精神境界的一次飞跃，怪不得人说站得高看得远呢。这里是成堆的白，外边有青翠的録、鲜艳的红萝卜，金黄的豆叶，秋天的气息沁人肺腑。我真怕又回到那棉花地里去。
在我们耙地时，村里的女人们正围坐在生产队的大仓库里，一粒粒地筛选棉籽。成熟的、颗粒饱满的放在大箩筐里；干瘪的、不成熟的放在小箩筐里。这是一种富有情趣的、应该算是愉快的劳动，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心总是围绕着男人和女人展开，欢声笑语震动四壁。
棉籽选好以后，要用温水喷淋，然后堆在一起发热，让硬壳变软，以利胚芽破壳而出。等到新芽努嘴时，即用剧毒的“三九一一”药液拌种，以毒杀土壤中的害虫。棉花这东西特喜欢招虫，什么蚜虫、红蜘蛛、造桥虫、象鼻虫、棉铃虫，简直是虫出不穷，芽苗一出土，就要开始喷药，一直喷到八月老秋。一群姑娘、半大小子在一位技术员的带领下，天天背着沉重的喷雾器，喷酒农药，一干就是三个月。这事儿我干得很够了。起初喷药时，还能嗅到药味，喷几天就什么味道也嗅不到了。六十年代刚兴起农药时，喷药的人要戴上防毒面具、乳胶手套、穿长袖衣服，不暴露丁点皮肤。我姐姐她们喷药时都这样。后来，到了我们这拨接过喷雾器时，所有的禁忌都被破坏，即使是喷洒剧毒的“”、“”之类髙效有机磷农药，我们也不在乎。姑娘们因为胸脯珍贵，都穿着半袖衬衫保护，口罩是绝对不戴，谁戴谁遭嗤笑。手套更不戴，生产队里没钱给买。偶尔买一副，也珍藏起来，舍不得戴。我们男孩比姑娘们要彻底多了。既然没有秘密要遮掩，穿衬衣干什么？说实话那时我们谁也不把衬衣叫衬衣，况且农民从来就不穿衬衣，我们冬天一件棉袄，其余的时间一件小褂。什么背心、衬衣、毛衣之类，跟农民没关系。现在当然也有关系了，农民富起来了嘛。穿衣服层次多了第一是麻烦，第二是不利于坦白襟怀，现在都说农民变刁滑了，是不是与穿衣服层次太多有关系呢？我认为是有关系的。我一进棉花加工厂时，厂党支部书记训话：同志们，我们穿得棉衣、绒衣、衬衣，都是棉花的儿女。这话深刻得我至今不敢忘记。
我们光着背、赤着脚、只穿一条裤头，背着五十斤重的喷雾器，喷洒剧毒农药，与棉花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战斗。我们光背小子挣得工分跟姑娘们一样多，她们有意见，因为她们的衬衣被喷雾器磨破了。我们很阴险地说：你们也光背呀！她们不敢光背。据说，乍兴起农药时，那药厉害得很，能毒三辈，就是说毒死的耗子被猫吃了猫也中毒而死，中毒而死的猫被人吃了人也被毒死。中毒而死的人没人吃。农民把自己的尸体看得比性命还珍贵，深深地埋葬，狗吃不了，否则也许还能毒死狗。但到了后来，毒药不灵了，把棉铃虫放到号称剧毒的农药里浸泡半小时，那虫子照活。也有人说不是药不灵，而是人和害虫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与我一起喷药治虫的方碧玉是一位大眼睛小嘴巴的俏姑娘，我虽然比她小四岁但也经常想要她做媳妇。她很有力气，她从小没娘，由她爹拉扯成人。这家伙的爹会武术，曾经一个“二踢脚”踢死一条恶狗。这家伙从小跟他爹练武，压腿打飞脚，能把脚踢得比脑袋还高。小伙子们都馋她，但怵她的拳脚，只能口头上过过瘾，不敢动手动脚。所以这家伙在去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前，绝对是个处女。这家伙跟我一起在生产队喷药时，不知为什么想不开了，竟然喝了半瓶子“马拉硫磷”，居然没死，只迷糊了几天，据说拉下了几条蝈虫，就又背起了喷雾器。别人问她为什么要寻短见，她说谁寻短见了？你不寻短见喝毒药了嘛？我为了治肚里的蝈虫呢！这家伙，比蒙古大夫还野。
这家伙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了，坦率地说，这十几年俺运气不错，见了很有几个质量蛮高的女人，但没有一个能与我记忆中的方碧玉相比。用流行的套话说：这家伙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同俗人的气质。这家伙有一根长得出众的脖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给她起了诨名：白鹅。这几年我学了不少文化，知道天鹅和白鹅相比，天鹅更文绉绉、更优雅些，所以很后悔当初没叫她天鹅。但“癩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话我当时也知道呀！我真是个“傻帽”，光滑的脖子下边，是这家伙那一对趾高气扬的乳房，也是超过了一般农村姑娘的。农村姑娘以高乳为丑，为羞，往往胸脯一见长时，便用布条儿紧紧束住，束得平平的，像块高地。这家伙胳膊长腿也长。肤色黝黑。别的部位我无福见到，只能靠想像来补充了。
我经常回忆起二十年前在生产队的数千亩棉田里与方碧玉她们给棉花喷药灭虫时的情景，那是多么浪的岁月呵，哎哟我的姐你方碧玉！那年棉花疯长，雨露充足，花棵子足有一米半高。清晨，大雾弥漫，—块块的红太阳从雾中显出来，天地间仿佛拉起了一幅无边无緣粉红色轻纱。我们瑟瑟缩缩地到涔田间。技术员从井里打上水，用玻璃吸管往水里兑药液，再把搅拌均匀的药水灌到我们的喷雾器桶里。方碧玉抱着光胳膊说：这么大的雾，棉花枝叶上全是水，喷上药液不是立刻就流下来了吗？技术员是个双眼角永远夹着眼屎的中年人，在生产队里向以胡搅蛮缠著称，队长见了他都惧怕三分，他斜着眼说：流下来有地承接着，你操什么心？方碧玉便不再言语，撅着屁股，一起一伏地往喷雾器里打气。她胳膊有劲，上身起伏的速度特别快。我有时站在她的对面，有时站在她的背后，经常因为专注地看她打气而忘了往自己喷雾器里打气。看她打气是假，看她身上的故事是真。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大男孩，女人周身都是迷人的故事。为此我挨过技术员很多次冷嘲热讽和咒骂。但我恶习难改，只要看到那两瓣饱满的屁股那弯下腰就显出来的乳沟时，便如痴如醉，想入非非。虽然知道这样想有悖道德，但女人的力量对我来说实在比道德更有吸引力。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我已变得很讲道德了，信不信由你。
我们钻到棉花地里，横枝逸出的棉棵子已经把垄沟交叉住，只要一走动，露水便纷纷落下，几分钟后，全身上下便湿透了。即便是夏天的清晨气温也低到令人发冷，何况遍身被凉露浸湿。喷到棉棵上的药水很快又落到我们身上。所以与其说是喷药杀虫，不如说喷药杀我们自己更准确，幸好我们都有了抗毒性。有一次我头上生了虱子，方碧玉想了个高招，用喷雾器喷了我一头剧毒农药，虱子消灭得干干净净，我安然无恙。我们全身的每个毛孔都往体内吸收剧毒农药。我猜想我的血液里至今还羼着些剧毒农药，几十年来，我身上再也没生过寄生虫，蚊虫也从不咬我，大概就沾了血里有毒药的光吧。所以当社会号召公民献血时，我从来不敢报名，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觉悟不高呢。
打完一筒药，我们又汇集到田头井边，让技术员为我们灌药水。这时好光景便展览在我的眼前。这时候往往也是阳光驱散浓雾的时候，灿烂阳光普照大地，未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白露珠点点如珍珠在叶片上挑着，像处女般圣洁和纯净吧。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叶子翻背，颜色深绿，形成鲜明的界限，就像处女与少妇有鲜明的区别类似。这比喻不知是否妥帖，这是跟我们一起喷药的一位青岛下乡知青说过的。
更好的风景自然不是在棉花地里，更好的风景在姑娘们身上，尤其是在方碧玉身上。前边我说过，她只穿一件粉红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用染黑了的日本尿素化肥袋子缝成的裤子。上述服装被露水打湿后，紧紧地贴在皮肉上。她已经跟赤身裸体差不多。逋过看这种情景下的方碧玉，我才基本了解到，女人是什么样子。还有一景应该写：“日本尿素”几个黑体大字，是尼龙袋上原本有的，小日本科技发达，印染水平高，我们乡下土染坊的颜色压不住那些字，现在，那几个黑体大字，清晰地贴在方碧玉屁股上；左瓣是“日本”，右瓣是“尿素”。于是方碧玉便有了第二个诨名：“日本尿素”。
后来她知道了这风景，便再也不穿那条裤子，但诨名却叫了很长一阵子。一般地玩笑难让方碧玉发火。这家伙一旦发了脾气，可真是雷霆电闪，暴风骤雨，骂起人来嘴像机关枪一样。
有一年棉铃虫猖獗，把几乎所有的棉桃儿都咬了，棉桃遭咬，很快就脱落，而落了桃的棉花等于白种。队长着急，动员全队，老婆孩子齐上阵，提着大瓶子捉虫。二百条虫一个工分。眼尖手快的一上午能抓两千多只。队长一看开出工分太多，就改了价码，由二百条虫一工分改成五百条虫一工分。那些肉虫子花花绿绿的，什么颜色都有。一下工大家就在路上数虫子。队长看不过来，由点数改为称斤两。二两虫子一分。怕虫子稻回地里未也怕私心严重的人捣鬼，队长让大家把虫子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保管员过秤。有人把过了秤的虫子提回家喂鸡，鸡吃了几只后，就抻着脖子呕吐。连鸡都消受不了的虫子，其恶可知。
跟我们一起抓虫的有一位王大娘，慈祥得很厉害。她早年信过基督教，抓一条虫子念一声弥陀佛，基督教徒口宣佛号，又悬一个中西合璧的活证据。她说，这是些神虫，抓不尽的，到庙里做点法事吧。有青年人斥她为老迷信，她说，不怕你们年小的嘴硬，有你们求神找不到庙门的时候。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种棉花的情景吧。天道轮回，旱一阵涝一阵。六十年代涝雨成灾，房顶上挂浮柴。七十年代来了旱魃，地干得像窖，种棉花要用水。先打井，好累的活啊。啰里啰嗦。拖泥带水。犁开沟，挑着担子担本，往豁开的垄沟里浇。一桶水倾倒，滋啦一声就没有了。旱得冒青烟了。挑一天水，肩膀肿得像馒头，遭老了罪了。赤着脚，冷，珞，扎，也得赤着，省鞋。方碧玉戴着一幅帆布垫肩，墨绿色的，荷叶状，显得脖子更长、如同一支莲蓬，从荷叶间高挑出来。因为她习练武功，气力非凡，所以，她的劳动富有表演意味。这家伙挑着两桶水大步流星扁担颤颤悠悠水桶悠然晃动宛若小鹰展翅。也可能因为我太迷恋方碧玉了，所以她的一切我都陶醉。小青年最初的恋人多半都是比自己大的女人，孩子半大不小，青春半熟，有酸有甜，既需耍母爱又需要性爱，大女人正好一身二任。
我还忘了说啦，给努芽的棉籽拌“三九一一”时节，多半刮东南风，潮湿、轻柔的东南风把极其难闻的毒药味儿吹到家家户户，吃饭也不睡觉也不宁，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兴奋。在漆黑的夜里，在毒药的熏陶下，我感到心思不宁，揣揣不安，幸福加上点恐怖。剧毒农药催开了我的情窦。开始往脸上抹一点香脂，葵花牌香脂，偷我大姐的。大姐发现了就和我吵架，骂我：不害羞！小厮也学着浪。大姐骂我时我父亲就用探恶痛绝的目光剜我。吃罢晚饭我窜出家门，像条小公狗一样在灰白的大街上奔跑，口出革命样板戏，因为处在变声期，嗓子沙哑，髙音总上不去，很不得意。跑一阵便在方碧玉家门前徘徊。她家门前是一块空场，有一些草垛，棉花柴玉米桔什么的。一条公狗在草垛边磨磨蹭蹭，不知道搞什么鬼名堂。其实我当时穿得很单薄，一站半夜竟不觉冷，冷也不撤退，总幻想着奇迹出现：心有灵犀的方碧玉脸上搽着香喷喷甜丝丝的葵花牌香脂，上身穿着水红紧身子、酱红针织衫、红毛衣、灰咔叽布褂子，下身穿着红花布裤衩、酱红绒裤、蓝布裤子，脚上穿着花格尼龙袜子、塑料底紧口布鞋，袅袅婷婷地、转弯抹角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从没如过我的愿。其实这家伙一定能够感觉到我对她的爱慕，只是不愿搭理我就是了。
还要给棉花剪疯枝，掐顶心，喷矮桩素，喷催熟剂。过了中秋天，头茬棉花就要开放了。
摘棉花也不是轻松活儿。采茶姑娘们绝对没有电影《刘三姐》里那么浪漫。腰疼着呢！关于摘棉花，故事很多。不过也真有首“摘棉歌”，作者不知何人。曲调我无法表现，歌词是这样：
八月里来八月八
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
眼前一片白花花，
左右开弓大把抓，抓，抓，抓
……
我是半拉子劳力，队长分派我跟女人们一起去摘榫花。当时感觉很窝气，现在想来很浪漫。摘棉花论斤数记工分，所以大家死命地摘。
方碧玉自然也是摘棉花的快手。
因为有了方碧玉，什么腰痛、手痛，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摘棉花的季节跟煮熟的红薯、腌红萝卜条、大葱、豆瓣酱有联系。为了抢摘，我们的午饭都在地里吃。
棉花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老太太们择去沾在花絮上的草，摊在秫桔箔上晾晒，然后装包，由男劳力们装上大车小车，送到棉花加工厂里卖掉，而这时，棉花加工厂里的好戏就开始了。
年，我和方碧玉一起到离我们家二十里的棉花加工厂里去干季节性合同工。这是个美差。我能去棉厂里因为我叔叔在那厂里干会计。方碧玉能去棉厂，是因为她已成为我们大队支部书记国家良那个疤眼儿子国忠良的未婚妻。
那牵我十七岁，方碧玉二十二岁。我们怀揣着大队里的证明信，背着铺盖卷儿，走出了从未离开过的村庄，踏上了通往县棉花加工厂的车马大道。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国忠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们背后，因为他是方碧玉订了婚的未婚夫。在我们那儿，订婚契约似乎比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还要重要。我不清楚国忠良准确的年龄，估计将近三十岁吧。我恨这个家伙。我几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敌。当然，这字眼既抬举了他也抬举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这个身躯高大、俨然—座黑铁塔似的我们村第一太子。他脸上布满了青紫的疙瘩、马牙，驴嘴、狮鼻，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开，眼皮上有一堆紫红的疤痕，据说是生眼布子落下的。离村已有五里远了，他还没有丝毫回去的意思。方碧玉突然站住，半侧着身子，眼睹注视着路边那些生满了毒虫的疤痢平柳树，像木头一样用木头般的声音说：
“你甭送了。”
国忠良血液猛然上冲，脸皮变紫，眼皮上那堆肉杂碎变得像成熟的桑椹。他那两只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下意识地搓着崭新的灰布制服，口唇扭动，发出一些吭吭吃吃的声音。
“你回去吧。”方碧玉说。
“俺……俺娘……俺爹……让俺往远里送送你……”
“回去跟你爹娘说，让他们放心。”方碧玉大步向前走去。
我有些同情地看一眼还在搓衣裳的国忠良，尾随着方碧玉往前走。我甚至无耻地说：“忠良大哥，碧玉姐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昨天夜晚的情景如同翩翩的蝴蝶飞到我的眼前。我家那只芦花毛公鸡学母鸡叫，好运气降临，我的福气逼得家禽都性错乱。爹对我说：“支书终于开了恩，放你去棉花加工厂了。吃过晚饭你到支书家去趟，说话小心点，别惹他老人家生气。站着，让坐你也别坐。听仔细了没有?”
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袋里装着母亲给我的十个鸡蛋，忐忑不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鸡蛋，让我心疼。支书家的黑狗猛扑上来，吓得我丧魂落魄，紧贴在墙边。是国忠良吆喝退了黑狗，并把我引进了他的家。玻璃罩子灯明亮。支书盘着腿坐在抗上，像一尊神秘的大佛。我喉咙发紧，说话不利索。支书睁开眼，轻蔑地打量着我，使我小肚子下坠，想蹲茅坑。“俺爹说你……叫俺……”我说着看到他摆摆手说你坐下吧，果然是嗓音宏亮，犹如洪钟。老人们说有大造化的人都是声若洪钟。我忘了爹的嘱托，支支吾吾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支书说，小子，看在你叔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我感激不尽，胡乱点头。你们家出身老中农，四七年你家门上贴过封条，你知道吗？你堂叔四七年逃窜到台湾你知道吗？我吓得直冒冷犴。支书说，看在你叔面子上放你一马，我能放你出去就能揪你回来，你不要忘了姓什么！我连连点头。支书说，方碧玉跟你一起去。她是什么人你知道吗？知道就好，你看着她，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跟我说，她出了事我找你。我夹着尾巴逃回家，裤裆里湿漉漉的，衣袋里黏糊糊，十个鸡蛋碎了八个。母亲痛骂我，并抡起烧火棍敲打我的头颅。爹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别打了，明天他就要去棉花加工厂了。
我竟成了国支书派到方碧玉身边的坐探，真卑鄙。他哪里知道我早就迷恋上了方碧玉。
—只碧绿的蚂蚱落到国忠良裤腿上，裤子也是新的。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满脸哭相，跟着我们往前走。我距离方碧玉五米远，他距离我五米远。我离方碧玉近，他离方碧玉远。我暗暗得意。我插在了这一对未婚夫妇之间。道路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棉田，经霜的棉叶—片深红，已经有零星的棉桃绽开了五瓣的壳儿，吐出了略显值硬的白絮，新棉就要上市了。我再不要弯着腰杆子摘棉花了。方碧玉也一样。她穿着一身学生蓝色的军便服，我认为穿着这身衣服她英俊而潇洒，像个知识青年，只可惜衣兜盖上没别上一支钢笔，否则会更像。
就那样保持着距离又走了一会儿。方碧玉又一次站住，等到我和国忠良磨蹭到身边，她说：“回去问问你爹娘，要是不放心就弄我回去。”
国忠良脸上的变化同前次一样，手的动作也一样。终于他说:“那你……走吧……俺爹说，你在他手心里攥着呢，他能弄你出来，也能弄你回去。”
我看到方碧玉一脸动的表情。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果然是自小习练武功的腿脚矫健，腰肢灵活，仿佛全身都装着轴承和弹簧。
我紧着腿脚追赶方碧玉，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臭汗。后来我一回头，发现国忠良还站在那儿，一定是目送我们，阳光照耀着他，使他通体发亮。
为什么一表人材的方碧玉会跟疤瘌眼子国忠良订婚？对此村里传闻很多，有说方碧玉的爹要攀高枝。有说方碧玉要借机跳出农村。有说方碧玉早就被支书睡了，老支书为子辛劳，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方碧玉要嫁给国忠良，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似乎无所谓。我沉浸在离开农村进工厂的巨大幸福中，尽管是临时工，季节工。
……
莫言与《花城》
《父亲在民伕连里》刊载于《花城》年第1期，曾获第五届"花城文学奖”。
《白棉花》刊载于《花城》年第5期
《心灵的游历与归途——莫言访谈录》（林舟）刊载于《花城》年第3期
《我们的七叔》刊载于《花城》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