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哟我妈,你还能记得吃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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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妈去世一周年。如果按农历,一周年又过了十几天了。去年的今天,医院,她还能通过视频和我说话。她直说自己很累,想要睡觉。晚上的时候,医院的病床上,她大口地喘气,不知是想要呼吸,还是想要呼叫我们,一口急于一口,最终也没能说出一个字。那时的我,正在广州的酒桌上谈天说地,熟不知,又过了几分钟,我也成了这个世界没有妈的孩子。这一别就是一年!这一别就是一生!这一别就成了永远!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有妈了。前几天因为痛风吃点小药,连饮了几大口水也没能将药吞下。我突然想起我妈在世时吃药,她也是连饮几大口水不能将药吞下。我父亲坐在一旁的太师椅上,用眼角斜视着母亲,一脸轻蔑地说:“你一大碗米饭都能吃进肚子里去,这么小的药片也吃不下去!”言外之意,太笨!且奇葩。母亲因为长期生病,不能为家里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父亲对母亲说话一直轻蔑。家里的重活、轻活、手工活,全落在父亲身上,他怎能不心生怨气。特别是看见母亲连个小药片都吞不下去,还喝了那么多开水,那真是可恨!可气!又可笑!无以言表了。你看这下好了!报应来了!我也是连喝了几大口水不能吞下一小片药。这又不由得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她一直以来一辈子都在吃药的一生。母亲这一生,一辈子都在吃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已经躺在病床上了。那时候她吃的什么药我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我们家的亲戚、左邻右舍,还有我们村的赤脚医生们,他们每天都在我们家进进出出,这一切都是因为母亲的病。我们家厅堂供桌上摆满了各式的药瓶子,每次赤脚医生一来,他们先是给母亲打几支西药针水,然后又塞给母亲几片药,这就算治疗。母亲接过药,总是习惯性再数一遍,然后一狠心就捂进嘴里去了,嘴里还不时地哼哼。我不知她这样的吃法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母亲最初吃药并不是这样的。像我前文所述,她最初吃药,也是塞进嘴里,但喝了一碗又一碗开水以后,那药依然还在嘴里。你看把我父亲和我急的,我父亲直接说了:“你那吃饭啥的都能吃下去,为什么几片药就吃不下去!”我母亲不管,依然从嘴里哼哼,以示她是一个病人。我父亲的急,一是想通过吃药让母亲的病得到迅速根治,二是母亲这样的吃法,真是让我们急死了。在我们一再的催逼下,母亲又喝了几次水,愁眉苦脸的,最终把药吃下去了。我,我父亲,还有我母亲,我们都长吁了一口气。这事到后来又遗传给了我小弟。我小弟也是吃一颗药要喝几碗水。我都不明白,他喝水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把药片压在舌头底下不让它们和开水一起下到肠胃里去?他要是和我抢吃起鸡腿来却从来没有这样磨叽过。母亲吃药如此困难,又一天天不见好转,赤脚医生们就开始把治疗重点放在打针输液上了。他们先是从暖水瓶里倒一碗滚烫的白开水,然后又从药箱里拿出注射器开始清洗。他们急速地推动着注射器的推杆,以便让开水更好地冲洗针头和针管,反复做过三、四次以后,他们就会把最后一针管开水很用力地射向庭堂的泥地上,等一小股烟尘腾起,那针头又不漏水,这准备工作就算做好了。一开始,医生将那针头刺向我母亲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但时间长了,我们也变得无痛、麻木。后来,读到鲁迅的文章,很想知道他站在极高的中药铺子下面抓药,是否也有同感?我父亲本来是晕针的,他不仅自己不能接受打针,看见别人打针他也晕针。可对于我母亲这样经年累月的打法,我父亲竟也适应了。每次我母亲打针,她突然停止哼哼了,好像似很享受的。父亲则把脸侧向一边,故意不去看见,他就这样渐渐适应了母亲打针的场景。在这样漫无边际的岁月里,我们都渐渐变得油盐不进了。那时医生给母亲输水用的玻璃瓶子,后来知道是葡萄糖酸钠的容器,我们家积存了很多。我每天下午上学的时候,我就用那空瓶子装一瓶子开水带到学校里解渴。那瓶子虽然算不上漂亮,但在我们农村,也不是每家都能够拥有,除非你们家有一个经年累月的病人。有一次有一个师兄故意开我玩笑,我正走路呢,他突然抢先几步跑过来使劲争夺我的瓶子。我们一挣,那瓶嘴就挣掉了,顺势又划破了我的手。我号啕大哭。我不是心疼我的手,我只是心疼我的瓶子。我后来也见有许多人用那瓶子,他们不一定都用来装水,有用来装酒的,有用来装食用油的,也有用来装点灯用的煤油的。我小时候第一次喝蛇酒,就是这样的瓶子,花花绿绿的一条蛇在里边,被我喝得稀巴烂,我身上的毒疮很快就好了。母亲就这样病着,虽然也在不停地吃药打针,但就是不见好转。从母亲一生病开始,我们都大惊小怪着,以为这样的日子不可为继,但时间一长,我们每天面对家里的冷锅冷灶,也渐渐习惯了。每天早晨,我上学出门的时候,母亲躺在床上;到了晚上,我回到家里,母亲依然躺在床上。就这样,收拾家务和一日三餐的任务落在大哥身上。我和小弟蹦里蹦外,不能为家里做一分钱的贡献。由于母亲疏于管理,父亲整天又在外应酬,我慢慢就回家稀少了。也就是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住校了,我和一个知青女老师住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她住在西边,我住在东边,中间隔着两张书桌,我们每天隔空谈话,形影不离。你要知道,人家还是个大姑娘呢!但也就是那时,我才知道我应该好好学习。母亲也不是总躺在病床上,她有时躺累了会下床走走。因为长时间吃西药也不见好转,我们一家都对西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母亲吃起来也就不再经常。我想母亲整天一个人躺在家里该有多么百无聊赖,连左邻右舍都看着着急了。有一天,一个张大姐走到我们家里,她说:“俺罗娘,我带你到俺妈家住几天吧?我看你天天躺在家里我都替你着急。”我妈姓罗。我妈说好啊!她没有征求我们意见就随那个大姐去了。虽然每天放学我们都能看见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司空见惯,觉着无足轻重,但一旦等放了学回到家里,当我们看见那张病床上没有母亲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还是很空落落的。虽然我们的母亲在那时不能为我们做一件小事,但当我们的母亲不在家时,我们总是急急地问:“哥,俺妈呢?”哥说,走亲戚去了。一个家,四个男人,没有一个女人,你想想是什么感觉!也就是这一次走亲戚,母亲突然迷上了中药。母亲走亲戚的时候,那大姐娘家有一懂中医的邻居,他看过母亲的病后就给母亲开了几副中药。那医生要母亲把药碾碎了做成中药丸子,母亲捞根稻草当金条,不敢大意,就让我三舅用几个漆黑的夜晚把中药碾碎,再搓成丸子,然后一口口地吃下去,病居然好了。你看我母亲,她饭也能做了,地也能下了,庄稼活一样不拉。她和邻居吵起架来,那也是脸红脖子粗的。她要是想打我,她跑得比我还快。一切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了,但唯一不同的是,她从此再也没有和中药分开过。中药她吃得很快,三舅碾不及,药丸子做不出来,她就吃药粉。等我三舅年岁大了,碾不动了,她就直接把中药材长长短短一把摁进一个陶罐里,加上凉水,一煮半天。每天回来,我们都能闻到很浓的中药材味;每天回来,我们都能看见我母亲很享受地喝下那药汤。这些年,我也一直没有想明白,难道那中药水比我们口中念念不忘的烈酒还能让人意味绵长?!这事后来又影响到我小弟身上,我小弟因母亲生病,饥一顿、饱一顿,胃就不舒服,他也母亲一样吃起中药来。我说遗传的功能真是强大呀!我们以为母亲会一直这样好下去,但我们都大意了。有一年夏天,因为抢收稻子,天气又热,母亲拚命地干活。不知怎的?突然吐了一口血。你看把我母亲吓的,她丢下镰刀,也不管我父亲,赶紧一个人跑回去又躺倒在床上了。这一躺,又是好多年。那些年,她不吃水果,不吃西瓜,却依旧吃她的中药。那些年,她不吃米饭,不吃馒头,却只吃面条。等面条也吃够了,她就只喝稀饭。但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停止吃她的中药。那些年,我父亲、我大哥、我小弟,还有我小舅、我堂叔、我三姨,甚至包括左邻右舍,他们一趟趟地为母亲抓药——中药已经成为我母亲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依赖。那些年,我母亲久病成医,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是因为胃寒,什么又是急火攻心,母亲都有自己的判断,任谁说也不会改变。但每天早起和睡前,她必需要再喝一碗中药。那些年,她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冷是暖,是躺是睡,都由她自己决断。当年,她躺在床上,那些为她洗衣梳头的大姑、大姨们已不在人世了,她却依然还在吃她的中药。当年,那个为他开中药的赤脚医生也离开了人世,母亲仍坚持用他的药方子抓药。一直等到后来又换了几任医生,他们也不在了,母亲依然在喝他们的中药。吃中药实际吃的就是白哗哗的银子。那些年,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而母亲每天都要吃掉一副中药,于是父亲指着那个黑乎乎的药罐子生气地说:“你就不能把那药材翻一翻,多煮一会儿,按两天喝?”但母亲依然是一天一副。我小舅看我母亲吃中药像吃饭,而病情也不见好转,就说:“大姐,你这中药就是别人用树根糊弄你,你也分辨不出来。”我母亲一听又是中伤她的药,不高兴地回了一句:“那才见鬼!”我三姨也能每天看见我母亲喝汤药。她说:“大姐,你这天天吃药,你一个人可以养活医生一家!”我母亲依旧不高兴,她狠狠地回了一句:“我又没有花你的钱!”你看你看,可怜我小姑夫私下对我说:“两个汤罐子也抵不住一个药罐子。”但我母亲只要药罐子,不要汤罐子!那怕那罐子中真的是无用的树根,她也非喝不可。母亲毕竟是自己母亲,我不相信母亲好好一个人会去装病喝药。她愿意喝药,说明她能觉出身体的不适。因为自己的身体只能靠自己,别人关心得再多,也不会转换为她的健康。这道理,母亲早就知道了。母亲吐血那一年,我已军校毕业分配到新疆工作了。后来我探家,别人告诉我一个偏方,说生吃蚯蚓可以治好母亲的病。我就兴冲冲地跑到水塘边为母亲挖了几条又肥又大的红蚯蚓。我把它们洗干净了,母亲二话不说,和药汤一起喝下去了。这要是别人,简直不敢想像,她连米饭和鱼都不吃,何至于去吃一条蚯蚓,她也太相信自己的儿子了!这说明母亲的思维还算正常,只是他儿子的思维不正常了,让母亲凭白无故地试吃了一次蚯蚓。母亲虽然一直在吃药,但她的病好像一直没有好转。自吐血以后,她就再也没有下过一次地,再也没有干过一次重活。她每天的任务就是给我们做饭,然后放她的鸡,放她的鸭,放她的鹅,再就是看她的瓜。一旦我被邻人请去喝酒,她怕我喝多,就拄一根竹棍,风里来,雨里去,挨家挨户把我敲回去。后来我们弟兄仨都在外地谋生了,我母亲就只给我父亲做饭,然后又放她的鸡,放她的鸭,放她的鹅,看她的瓜。我们年关回去的时候,依然看见她在喝她的汤药,而她为我们准备的,依旧是一桌桌丰盛的酒宴,每一桌都是母亲的味道。十几年前,父亲去世,母亲再也不能一个人呆在老家了。经我们好说歹说,母亲最终同意随大哥一家去柳州,但母亲一个最大的失误是,她忘记带她的药罐子了。到了柳州,没有赤脚医生,没有药罐子,她好像真的一下子全忘了,什么药也不吃了。她不仅不吃药了,反倒吃起她从来不吃的各类食物了。什么西瓜、水果,大鱼大肉,全吃。她以前不吃的大米饭,后来可以吃一大碗。大哥怕胀着她,不敢给她盛第二碗。大侄女说:“奶,那西瓜太寒凉了,你不能吃!”母亲回她一句说:“老婆子个腿,我看你太寒凉了!谁说我不能吃?”不久,我大哥发来母亲吃西瓜的照片,我们看了都笑容满面。我母亲开始到柳州时也做饭,但自从不再吃药以后,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看电视上了。每天晚上,大哥他们都已睡去,她一个人把所有的电视都看成“再见!”然后才去睡觉。前两年,母亲有了轻微的海默症,时常出现幻觉,一会儿说我父亲来了,一会儿又说我表哥罗海来了,赶紧去开门,一看谁也没有。她这样整天大喊大叫的,惊扰着邻人。大哥见此情况,就给她开些西药,母亲吃起来,再也没有我小时候的艰难。随着那西药渐渐失去作用,我大哥不再去买,我母亲从此再也没有吃过药。我们陪伴母亲至今,我最大的遗憾是,她生了一辈子的病,我们居然不知道她生的是什么病?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遗憾,也同时是那些为他看了一辈子病的赤脚医生们的遗憾。母亲用她坚强的毅力,以她独特的养生方式,陪走了我大姑、我三舅、我父亲以及我的许多亲戚及邻人——他们曾那么热烈地期盼着母亲的病能够早日康复,但他们却先母亲而去了——这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母亲一样去喝那汤药?我们曾经那么强烈地想阻止母亲吃药,但现在,面对母亲的病情,我们却再也拿不出一粒对母亲有用的药。如果母亲早年喝过的那些药还能够化腐朽为神奇,那么我就愿意滚回去,赶紧滚到老家去,重新拾起那些汤药,让母亲天天喝、年年喝,一直喝到她万岁!万岁!万万岁!母亲后来虽然时常还有幻觉,但这还不至于彻底糊涂。有年五一我去柳州,我说:“妈,你的药呢?”我是想看看大哥给妈买的什么药,但我母亲说了:“药?什么药?我没有看见你的药!”我的天!我的天!反倒成了我的药了,这还是我亲妈吗?一念永在,一念永恒。一年过后,我确信亲妈不在了。虽然我们永远也不能看见她了,但愿她在天堂里,一切安好!

(读完别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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