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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要好诗#
少年游·参差烟树灞陵桥
宋代：柳永
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注：灞陵桥：在长安东（今陕西西安）。古人送客至此，折杨柳枝赠别。风物：风俗。
楚宫腰：以楚腰喻柳。楚灵王好细腰，后人故谓细腰为楚腰。
蘅皋（hénggāo）：长满杜蘅的水边陆地。蘅即杜蘅。
阳关：王维之诗《渭城曲》翻入乐内《阳关三曲》，为古人送别之曲。
兰桡（ráo）：桡即船桨，兰桡指代船。
赏：这是柳永漫游长安时所作的一首怀古伤今之词。上片写词人乘舟离别长安时之所见。“参差”二句，点明所咏对象，以引起伤别之情。回首遥望长安、灞桥一带，参差的柳树笼罩在迷的烟雾里。风光和景物还和汉、唐时代一样。词人触景生情，思接百代。“衰杨”三句，进一步写灞桥风物的沧桑之变，既“古”且“衰”的杨柳，几经攀折，那婀娜多姿的细腰早已憔悴不堪了。时值霜秋，没有暖意融融的春风，杨柳已经不堪忍受，况复“几经攀折”，唯有憔悴而已矣！拟人化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也增强了表达效果。上片通过描绘眼中景、心中事、事中情的顿挫，写出了词人伤别中的怀古，及怀古心中的伤今。
下片写离长安时置身舟中的感触。“夕阳”句，点明离别之时正值暮秋的傍晚，一抹淡淡的夕阳，映照着古城烟柳。连用三个形容词“闲”、“淡”、“老”，集中描写“夕阳”的凋残，“秋光”更是“老”而不振，清冷孤寂的环境，令人颓丧、怅恼的景物与词人自己愁怨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使他愈增离恨。“离思”句，极写离思之多、之密，如长满杜蘅的郊野。然后以“阳关曲”和“断肠声”相呼应，烘托出清越苍凉的气氛。结句“独自凭兰桡”，以词人独自倚在画船船舷上的画面为全篇画上句号，透露出一种孤寂难耐的情怀。
本词紧扣富有深意的景物，以繁华兴起，又陡转萧瑟，有咏古之思和历史变迁之叹，但未触及历史事实，不加议论，只是通过描写富有韵味的景物和抒发离情别绪来突出感情的波澜起伏，虚实互应，情景相生，笔力遒劲，境界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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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转自人民日报——风吹屋檐
，转自光明日报——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
3，转自中华读书报——成败由词话柳永
4，转自光明日报——张方华：一视同仁的医者大爱
5，转自光明日报——天籁”解
6，转自光明日报——拜占庭与古典文明
风吹屋檐07--:00张金凤屋檐是房屋的帽檐，长长的一溜儿茅草或青瓦，整齐排列，遮蔽过盛的阳光，遮挡过斜飘的雨水。屋檐不仅庇护着土墙、门板和一家人的冷暖，还庇护着共存于天地间的各种生灵。
屋檐下是鸟雀的家。长长的屋檐腋窝儿里，藏有灰白的燕窝。那紫燕呢喃着、盘算着，借着屋檐的弧度，衔泥筑巢，将温暖的家依偎着人的暖房。人们喜欢燕子，称它吉祥鸟，一户有了燕子的屋檐，就像佩戴了闪烁的勋章。屋檐下还庇护着麻雀。麻雀是偷懒的家伙，更是聪明的家伙，它瞅准屋檐下的瓦缝，一缩身子钻进去，在草坯的缝隙里找到自己的庇佑，生卵育雏，安度漂泊的一生。屋檐下有了鸟雀，这家就充满生机。哪怕是在西北风呼啸的时候。看，冬天里，一群灵动的麻雀“嗖”地从梧桐树、洋槐树、老榆树上飞起，像北风卷动的几片枯树叶，在天空划出几道优美的曲线，然后落在顶着几点残雪的草垛上，落在灰不溜秋的篱笆上，落在阳光下酣睡的猪身边，落在鸡的食槽边，落在狗窝旁的破碗边。一阵欢快的嘀嘀咕咕，或是在窃喜，或是在庆祝，小小的躯体，快速仰俯、跳跃。几粒草籽、残留的秕谷，甚至禽畜们嘴巴下的残渣，足够填饱它们弱小的肚腹。吃饱后的漫长时光，则用来跳跃和歌唱，用来祈祷和飞翔。
屋檐下是果实歇脚的地方。秋收开始，庭院里、仓房里满满当当，屋檐下那排橛子，一个个迎来自己的新娘。结实的橛子上挂着一串串金黄的苞米，苞米皮编成麻花辫，苞米棒子整齐地排列在两侧等待阳光的检阅。一棵棵辣椒红翠相间像幅喜庆的年画。串成串的辣椒挂得高高的，像要燃放的爆竹。若是系成圈的辣椒串儿，就成了一大朵花，将暗黄的土墙打扮得像个新郎官。几穗饱满的高粱，被从场院里挑出来，扎成一捆，展览在屋檐下，它们承载着给明年的土地传递薪火的神圣使命。窗台上常常晾晒着瓜豆的种子，那些狡黠的眼睛，窥探着岁月的产房。葫芦种子像整齐的牙齿，悄悄地咀嚼着岁月的香。深秋里，院角几个留瓢的葫芦早已熟得连绣花针都扎不进。摘下来，找村里最好的木匠用锯给开瓢，掏出饱满的种子、新鲜的瓤子，将瓢在锅里煮熟，依次摆在窗台上晒葫芦瓢。一张张笑脸在屋檐下承接阳光的锻打，褪去葫芦的胎痕，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瓢的风骨。地瓜收藏完毕，那些没有进入棚子睡觉的小地瓜，被刮去外皮煮熟来晒地瓜枣。晒席上满满当当的地瓜枣，像夏天里桃花河岸那一溜光屁股的顽童。红皮地瓜被冬日的太阳一晒，流出蜜汁般的油，馋嘴的麻雀频频光顾，成群结队来吃，专吃那甜软的。人们在高粱的秸秆顶端，绑上花花绿绿几块鲜艳的布条，将秸秆插在屋檐下，风一吹，布条“噗噜噜”直响，吓得偷吃者四散而逃。
屋檐下是农具的驿站。橛子高高低低排列在屋檐下，等待它的亲戚上门。担杖躺在兄弟般的橛子身边打瞌睡，除去清晨和傍晚担水的短暂时光，其他时间里，担杖安静地与它的兄弟厮守着。担杖两侧垂下弯弯的铁钩子，似乎在垂钓满天井的月色。天光微亮的时候，男人从橛子上摘下担杖，挑起一对洋铁桶，去往南菜园的甜水井。屋檐下，还挂着拴牛的绳索，提水的井绳，捆秸秆的草绳。打完场，晒干了粮，碌碡矗在墙角，碌碡挂，那个弯弯的牵引，就安详地歇在屋檐下。蓑衣和斗笠是乡下人的宝贝，晴天挡日头，雨天遮湿气，蓑衣防雨又御寒，干活累了，蓑衣往地上一铺，当草垫睡一觉，不用担心受潮。人回家的时候，斗笠和蓑衣就在门边的屋檐下静静地等待。立秋就挂锄了，忙了整个夏天，锄头该靠着土墙歇歇了。镰刀似乎闲得太久，闲出一身泛黄的寂寞。吼吼地在磨刀石上热热身，翻身下墙的镰刀，带着乡下人的热切盼望冲进田野。大寒封地之前，耕完留做春茬的地，将铁犁头从木犁具上卸下来，用草绳串一下犁头，挂在檐下，犁具依靠在檐下的墙角。当农具满墙歇在屋檐下的时候，土屋里就飘荡出一壶烧酒的香。
屋檐下沉淀着岁月香。秋天时收下来萝卜，将大萝卜窖藏，萝卜缨子切下，在两个橛子之间拉一道绳，把萝卜缨子倒挂在绳上晒，这叫晒黄菜。黄菜晒干后储备起来，缺菜的春天里拿出来浸泡，馇小豆腐吃，包菜包子吃，饥荒的年头熬黄菜粥喝，拌进些粗粮面、蒸菜团，都是救命的口粮。屋檐下，摆放着一溜用来腌咸菜的坛子、罐子。将辣菜疙瘩洗净，直接摆放在坛底，用粗大的盐粒覆盖培紧。第二年春天，屋檐下的坛子、罐子就冒出丝丝缕缕特殊的香气。揭开坛子，盐粒变小了，厚厚的盐层变得稀薄，放进去的绿疙瘩变成个黄瓤疙瘩。切开辣菜疙瘩，一股清香扑鼻而来，脆、咸、香的辣咸菜特别下饭。还有的坛子里装的是半坛子水，洗鱼的水，包含着鱼的腥鲜之气的水被储存下来。从坛里舀一勺鱼腥水，拌进白面里，拿铁勺一烙，面糊糊咸菜就这样出来了。
屋檐下是天落水唱歌的舞台。夜晚入睡前，细心的女人看看天幕，黑沉沉的不见一丝星光，就把水桶、瓦罐、洗脸的铜盆全摆在屋檐下。小雨就是雨打芭蕉，点点滴滴，叮叮咚咚，曼妙的诗意浸透土炕上的酣梦；大雨就是嘈嘈切切，万马奔腾，狂野之师席卷平岗，可屋内依然是鼾声如雷。乡下人爱那雨水，雨水是宝贝，天落水是最干净的，用它来洗衣服、喂猪、洗菜、洗碗刷锅，忙得马不停蹄。很快，院子的晾衣绳上，箔上，树杈上，上搭下挂，如彩旗招展。
屋檐下摇曳着风俗和岁月的流响。正门口的上方，插着桃树枝和竹枝，这是过年的时候插上去的，是人们对好日子的祈盼。桃枝辟邪，门口屋檐下插上桃树枝，一切不好的东西就进不了家门，门户就正气长存，家里人也不会得病。竹子代表的是竹报平安，且竹的鲜脆在萧瑟的严冬里，也是生机勃勃的象征。平日常见竹枝干卷着叶子，可是在空气湿漉漉的清晨，那些竹叶却很鲜润。要是下了小雨，竹枝就像新竹一样青翠欲滴。桃树枝与竹枝插上去就是一年。屋檐下还插着艾草，艾叶是端午节的时候插上去的。天未亮时，家人就去野外折艾蒿，回来后插在自家的门口，也给熟睡的孩子枕头边压几片干净的艾叶。香艾既可辟邪也可驱百虫。五月，万物生发，葳蕤挺拔，雨水渐勤，瘴气滋生，有艾草守护，则百邪不入户。夏天的时候，小孩子害了小疮、疖子，如果劈下几根艾草炖水洗，就能很快康复；若发炎流脓，就直接从屋檐下折艾草烧成灰，蘸香油抹至患处，两三日即好。屋檐成了乡下人自我医治的中药匣。清明时节，屋檐下常常摇曳着柔嫩的柳枝。人们在秋千架上拴红布，插柳枝、柏枝之外，也总忘不了那憨厚的屋檐。
有时候，谁家屋檐下突然飘荡着红布条，乡人见了，男人就收住串门的脚步，女人就赶紧回家看看鸡蛋篓子里，能给这户新添丁的人家贺个多大的喜。就连饥肠辘辘一路风尘的叫花子，看见屋檐下的红布条，也不再去叩这家的门环。
屋檐下是收藏阳光、炼制“金子”的地方。屋檐下生长着最茂盛的阳光，像个金钵，北风在这里绕道而走，阳光在这里聚而不散。狗儿蜷缩在盛放着半篮柴草的提篮里，母鸡喜欢趴在草筐里温窝、下蛋、晾晒翅膀。老人摆下草墩子，在懒洋洋的冬阳下，晒出满身的暖，提炼出漫长岁月里最为欣喜的笑靥，皱纹再深都掩不住。晒着晒着，就打起瞌睡，直到一滴口水打在手上，直到鞋窝子被麻雀啄得簌簌发痒，直到一缕饭香飘进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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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作者：徐松岩《光明日报》（07年月7日4版）
古希腊城邦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在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半岛这片面积不大、也不算富饶的区域，希腊人广泛继承和融合了本地及东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其发扬光大，创造了灿烂的希腊古典文化。在说希腊语的希腊人到来之前，数千年来陆续由西亚北非移居此地的说非希腊语的“皮拉斯基人”，已有丰厚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积淀。希腊人的到来，开启了该地区文化传承与融合的新阶段。
民主的实践与法治的理念
据古典学者考证确认，古希腊语的“民主”（demokratia）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民主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民主、平等的习俗。古希腊城邦数百上千，习俗各异，政体多样，真正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如雅典），只是其中的极少数。雅典国家从原始君主制、贵族制到民主制的转变，乃是平民长期不懈斗争等国内外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雅典民主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也必须分阶段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公元前6世纪初以后，雅典多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相继立法和改革，核心内容是废除债务奴隶制，调和公民集体内部诸派之间的矛盾，强化其内在凝聚力，推动其向外扩张。公元前5世纪后期，在压迫、剥削和奴役异邦人的基础上，雅典变得富足和强大；而民主制的施行是雅典统治者强化对广大属邦统治的主要举措，雅典人与广大属民矛盾的深化也是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失利的重要原因。公元前年以后的雅典民主是在其无力实施大举扩张的条件下，城邦当政者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而作出的明智选择。
希腊及地中海世界国家多样化的政体为政治思想家们探讨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古典时代晚期的思想家们结合自身的政治实践，观察地中海周边世界的风云变幻，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法治思想，即认为统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绝对的专制和极端的自由，都非理想状态；不论什么样的统治者，都必须受法律约束，只有法律的权力高于统治者的权力时，邦国的治理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城邦中的赤贫和富豪易走极端，中产阶级行于中庸，顺从理性，兼顾双方利益，实现权利分配相对平衡，从而保持政治稳定。
古希腊人的民主和法治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成果。在说印欧语的希腊人到来之前至少数千年，主要由海路移居于此的皮拉斯基人生活在那里，沿袭着自己的传统风俗。在国家形成和成文法确立之前，人和人之间、个人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有赖于习惯法加以调节，因而“法”起到维系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享有社会成员公认的权威地位。但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补充和修订的。希腊早期的立法者如来库古、梭伦等，在创新的同时兼顾习惯法；直到古典时代，成文法与习惯法在观念上和执行中都不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上，雅典人“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等理念，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氏族部落的民主习惯。直到古典时代晚期，不少政治家仍向往祖宗旧制，希冀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医治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
积淀丰厚的海洋意识
希腊文明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希腊人与地中海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互动”的产物。在碧波荡漾的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众多岛屿成为早期航海者永不消逝的航标。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一批批航海者和文化传播者。考古学证据已经确认，近一万年来，小亚细亚西部、埃及、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等地与爱琴诸岛的海上交往相当频繁，与海上劫掠相伴生的开拓、探险、移民等活动也非常活跃，新石器时代农牧业先民携带所种植的粮食作物和饲养的动物向西部传播，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为当地居民体质的改善以及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希腊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中，有许多关于海上探险、拓殖、远征、寻宝的内容，虽然其中某些情节离奇荒诞而未必可信，但依稀反映先民海上活动的模糊记忆。代代相传的航行经验和乘风破浪的英雄故事，不正是他们勇于下海的力量源泉吗？
公元前年至前年，是希腊历史上的大殖民时代，也是其文化史上的“东方化时代”。此时的希腊人通过海路汲取东方文明古国的优秀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元音，创造了古希腊字母和文字，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贡献卓著。长期的航海实践使希腊人逐步认识到，海洋给人类造成的阻碍虽比陆地更巨大，挑战更严峻，但经过拼搏仍可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对他们而言，海上劫掠和农耕游牧渔猎一样，是一种正常的谋生方式。希腊许多贤达之士都曾周游列国，而海外游历是增长见识的常见途径。希腊沿海城邦或岛国，无论是出于自卫、劫掠还是扩张的需要，皆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海上武装。
及至古典时代，随着雅典海上强国成长和壮大，希腊人的海洋意识基本形成，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海洋领土意识，即把海洋（包括海岛）视为领土的一部分，对海域的所有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其次是海洋经济意识，把海洋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领域，海外扩张同样是富民强国的重要途径。他们在与惊涛骇浪的搏击中，意识到某些海峡、海角、海域的战略意义和商业价值。再次是海洋国防意识，即把海军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境内须有舰队游弋于海上，帝国边陲须保有一定的海上武装。最后是依海为家，热爱海洋。湛蓝温暖的海与天是他们认识自己、欣赏人体之美的广阔舞台，也使他们有了仰望天空、发挥自由想象力的无限空间。希腊人对海洋文化的开创性贡献，经罗马人传承成为近代西方海洋意识的历史源流之一。
随着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而开始的所谓“希腊化”时代，使得希腊文化的传承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在西方，随着罗马的崛起以及随后对“大希腊”和希腊本土的征服，罗马人开始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因素；在东方，经过长期的战争，形成了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制，它是马其顿的国王统治传统和东方现行君主制以及希腊城邦的外壳有机组合的产物。在文化上，希腊化文化既非希腊的单纯传播，也非东方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而是以希腊化文化为主体，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下与其他各种文化汇合形成的一种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托勒密王国在亚历山大里亚创建了博物院和图书馆，国家出资以极为优厚的条件，招揽地中海各地文人学者来这里进行科学研究，分类、整理此前的文化典籍，成为其时希腊古典文化传承的中心。希腊化时代是以军事征服为先导的，但它开启了欧亚非大陆间文化交流、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传承不仅意味着传授、积淀、继承，还意味着扬弃、否定和创新，环环相扣，永无止息。古希腊人在吸收东方文明古国神话、文字、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史学等方面成果的基础上，融合自身传统，不断积累和创新，取得了令后人惊叹的成就。
（作者：徐松岩，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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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由词话柳永陈林《中华读书报》（07年月9日5版）
柳永（约年—约年），北宋著名婉约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易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故称柳七，因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有词集《乐章集》传世。
柳永与豪放派词宗苏轼都是北宋词坛上旗帜性人物。据《京江柳氏宗谱》载：“仁宗时，耆卿（柳永）亦饶有文誉，而于音律尤精，东坡每见其词，自谓不及。”柳词词风婉约，长于音律，连苏轼都“自谓不及”，尝引为标杆：“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
柳词很受坊间欢迎。“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歌妓们竞相趋奉柳永，“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柳永《玉蝴蝶》），以得到柳词为幸。据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花衢实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以词换资,收入颇丰。
柳词流传甚广，原因有二：一曰变旧作新。柳永是两宋词坛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掩众制而尽其妙”（胡寅《酒边词序》），大量创作新兴曲调。据统计，在宋词多个词调中，属于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的就有一百多个。柳词的成功“是得力于新声，即大量新兴曲调的。”（吴熊和《唐宋语调的演变》）。
二曰直言近俗。柳词贴近市井，“直以言多近俗”（严有翼《艺苑雌黄》），“尽收俚俗语编入词中”（宋翔凤《乐府余论》），“浅近卑俗，自成一体”（王灼《碧鸡漫志》），经坊间传唱，上达宫廷，下传民间，可谓风头无二。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坊间传言：“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此虽小说家言，却大抵相符。
柳永平日“流连坊曲”（宋翔凤《乐府余论》），难免给人以轻薄之嫌。他直言无忌，追求俚俗，走下层路线的创作风格，加深了他在上层人士心目中的浪子印象，致使才华横溢的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
大中祥符二年（年），柳永带着“定然魁甲登高第”（柳永《长寿乐·尤红殢翠》）的自信第一次参加科考。因真宗有旨：“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糜者，皆严谴之。”（《宋史·真宗本纪》）柳永不幸落第，郁闷之中愤然写下《鹤冲天·黄金榜上》,抒发对科举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愤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将柳永一肚子牢骚发泄得痛痛快快，却让他落下轻狂之名，险些误其终生。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云：“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直到宋仁宗即位，柳永仍因受此词影响而落榜：“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三变词》）
柳永负气奉旨填词，频繁出入“烟花巷陌”，结交歌妓，买醉欢场，不久便把落第的不快抛到九霄云外，作《如鱼水》以示不再介怀：
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
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
科场失意的柳永浪迹秦楼楚馆，在欢场中寻求慰藉，认识了心娘、佳娘、虫娘、酥娘四位色艺兼绝的歌妓，在《木兰花》里对她们作了细致入微的生动描绘：
一
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
玲珑绣扇花藏语。宛转香茵云衫步。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
二
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金鹅扇掩调累累，文杏梁高尘簌簌。
鸾吟凤啸清相续。管裂弦焦争可逐。何当夜召入连昌，飞上九天歌一曲。
三
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偏恃俊。香檀敲缓玉纤迟，画鼓声喧莲步紧。
贪为顾盼夸风韵，往往曲终情未尽。坐中年少暗消魂，争问青鸾家远近。
四
酥娘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
星眸顾指精神峭。罗袖迎风身段小。而今长大懒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
柳永爱上了温润脱俗的虫娘，并偷偷与之幽会。他在《集贤宾》里向虫娘许下觅宅厮守的誓言：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
近来云雨忽西东。诮恼损情悰。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
柳永情场得意，但科场却屡遭挫折。大中祥符八年（05年），柳永再次参加科考。在焦急等待发榜过程中他满怀期盼挥笔写下《征部乐》，倾诉对虫娘的眷念，承诺如考中再也不与虫娘分离：
雅欢幽会，良辰可惜虚抛掷。每追念、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朝夕。凭谁去、花衢觅。细说此中端的。道向我、转觉厌厌，役梦劳魂苦相忆。
须知最有，风前月下，心事始终难得。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以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
尽管柳永对此次科考充满信心，然而他又不幸落榜。
天圣二年（04年）柳永再次落第。此时他声名狼藉，加之银钱告罄，在科场与情场间徘徊纠结，痛苦不堪。他想留京待考却又无颜滞留，他不舍情人但又囊中如洗，他不想再让京城显贵们看到他科场落魄寄身青楼的窘态，决定远离汴京，南下谋生，与情人（疑为虫娘）饯别京郊。他欲哭无泪，欲诉无声，以笔代口，作《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此词将临别实景与别后虚景相结合，借临别悲情的描述和别后凄凉的畅想烘托相见难期的痛苦与前程暗淡的哀伤，于缠绵哀婉、一唱三叹的离别咏叹中，抒发了生平不幸的感慨和难以割舍的离愁，情挚意深，成为柳永婉约名篇。
柳永出生官宦世家，其远祖柳冕，为唐代文学家，曾官御史中丞，祖父柳崇曾补沙县县丞，父亲柳宜昔为南唐御史，归宋后屡迁至工部侍郎（据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三十·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家学渊源，耳濡目染。柳永从小深谙“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的道理（柳永《劝学文》），与兄长柳三复、柳三接从小发奋读书，志在庙堂（兄弟三人先后都中了进士）。作为读书人，科举是求取功名飞黄腾达的正途。柳永虽自负轻狂，寄身青楼，偎红倚翠，自称“白衣卿相”，但他内心并不糊涂，深知可以轻狂一时，不可轻狂一世。科场上的屡败屡试，证明他并未放弃出仕梦想。他徘徊青楼，却又不甘沉沦；他远离京师，即为寻求自救。
在情场得意与科场失意纠结中痛苦挣扎一番后，柳永最终忍痛割爱，远走南方。“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此后柳永在南方以填词为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词名远播西夏。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云：“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景祐元年（年）宋仁宗亲政开“恩科”，对历年沉沦不遇的文人放宽科考政策，屡试不第的柳永才于天命之年获得“同进士出身”,之后做了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定海晓峰盐监等几任小官。他勤政爱民，政声很好，却因开罪仁宗，而难以升迁。南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耆卿祝仁宗皇帝圣寿，作《醉蓬莱》一曲：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此词一传，天下皆称妙绝。盖中间误使‘宸游凤辇’挽章句。耆卿作此词，惟务钩摘好语，却不参考出处。仁宗皇帝览而恶之。及御注差注至耆卿，抹其名曰：‘此人不可仕宦，尽从他花下浅斟低唱。’由是沦落贫窘。”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第八》亦载：“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调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柳永《醉蓬莱》极写皇宫华美，粉饰王朝太平。但因“宸游凤辇何处”与御制《真宗挽词》“俨时巡之仙仗，护川逝之宸仪。呜呼哀哉！攀鼎龙兮莫皇，瞻幄凤兮何有”（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九》）语意暗合，加之“渐”（古人病危将死曰“大渐”）、“翻”（意即位置颠倒）等犯讳之词，触怒仁宗，自然“不复进用”。
可悲的是，不明就里的柳永竟然找宰相晏殊申诉：“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宋张舜名《画墁录》）晏殊本意暗示柳永症结所在，委婉提醒他遵守官场潜规则，不要逆揭龙鳞。不料柳永不识好意，反将晏殊“亦作曲子”拿来比附。晏殊只好拈出柳永《定风波·自春来》中“属词浮糜”的词例相回敬，两人最终不欢而散。直言近俗的词成就了柳永在文坛上的名声，也影响了他在仕途上的发展。柳永一生可谓成亦由词，败亦由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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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华：一视同仁的医者大爱作者：魏文斌《光明日报》（07年月9日6版）
张方华生前照片。资料图片
本文作者魏文斌（左）与张方华在一起。资料图片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在学习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作为北京一所历史悠久的医疗机构，百年同仁，精英云集，这里一代代优秀的医学工作者，用他们的言传身教，积极推动着我国医疗健康事业的蓬勃发展，用他们的辛勤汗水，努力提升着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而在同仁眼科专家魏文斌教授心中，作为我国斜视弱视专业开拓者、同仁斜视弱视专科奠基人的张方华先生，是同仁老一辈专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一生潜心研究而历练求索，博学多才却淡泊致远，一位医者的无私大爱与高尚品德值得后学敬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在学习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作为北京一所历史悠久的医疗机构，百年同仁，精英云集，这里一代代优秀的医学工作者，用他们的言传身教，积极推动着我国医疗健康事业的蓬勃发展，用他们的辛勤汗水，努力提升着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获得感”。而在同仁眼科专家魏文斌教授心中，作为我国斜视弱视专业开拓者、同仁斜视弱视专科奠基人的张方华先生，是同仁老一辈专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一生潜心研究而历练求索，博学多才却淡泊致远，一位医者的无私大爱与高尚品德值得后学敬仰。
07年月4日，我国著名眼科学家、眼科斜视弱视专业开拓者、同仁眼科眼肌和斜弱视学科奠基人张方华教授因病去世，享年88岁。
那天下午，医院戴虹主任之邀，为“京医论坛·两岸三地眼科高峰论坛”讲课，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医院干保科秦明照主任的电话，说张方华老先生去世了。
此前，张先生因肺部感染，已经反反复复住了四次院。几天前我开完会后还去病房看过他，他那时已经非常虚弱了。
张先生的手上扎液留下了片片瘀斑，不能碰，碰就疼，神志话语都不清了。看着老人忍受如此痛苦，我心里非常难受。因为多年来身体一直欠佳，张先生早已对生死之事想得通透明白，他也对家属及周围人有所表达，觉得花费那么大精力去抢救一个垂死的生命，未免太不值得。
是的，无论何时，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先生都是那种不愿也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的人。
尽管对张先生不佳的身体状况心里已有所预感，但当闻听噩耗之时，我还是忍不住悲从中来。医院工作30年以来，与张先生相交相识的每一幕，在我脑海中一一闪过。提起他，我心里怀着深情，更有许多的敬仰。
一
张先生是同仁眼科老一辈专家中少有的，“文革”前就接受过严格研究生教育的老学人。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系，曾受教于郭秉宽、何章岑、毕华德、李凤鸣等久负盛名的老一代“眼科大家”，师从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刘家琦教授，从事斜弱视和小儿眼科方面的研究。
年，张先生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同仁眼科，在此一直工作了50余年，开创了同仁的眼肌和斜弱视学科，为我国斜视的诊断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为有了张先生的存在，同仁眼科斜弱视眼肌专业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一生甘为人梯，提携后学，承担多项教学工作，培养了孔令媛教授、吴晓教授、卢炜教授等一大批优秀的眼科人才。自年至年承担首都医科大学四系本科教学工作以来，他为医疗系和首医分校眼科专业班讲授弱视与斜视、屈光学和眼外伤等课程，并完成进修医师带教及讲课工作，备受学生后辈尊敬，桃李满天下。
张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爱看书，爱总结，善于写文章。与其共事多年，他一直强调两点——
一是要临床联系实际，学习总结提高。医院历史悠久，病人多、病种多，张先生具有非常敏锐的临床目光，善于发现临床工作中一些未曾见过的疾病，并将其收集、总结下来，以论文或综述的形式传播给国内同行，共同学习。他一生写了大量综述，收录在《国外医学·眼科分册》中，后来整理成《张方华教授论文集》。在同仁历史上，一辈子能出论文集的人屈指可数，张方华就是其中之一。
同时，张先生也为斜视专业检测和特殊斜视的手术治疗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为国内斜视手术技术的提高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是要团结协作，发展专业。张先生一直重视各级医生的培养，注重梯队建设，尽量发挥大家的才能。他认为，年轻医生是专业的未来，非常愿意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同时，他对年轻医生所取得的成绩也愿意共同品尝、共同切磋、共同提高。
张先生是同仁斜弱视和眼肌学科的开创者，带领整个斜弱视专科，在各种疑难斜视诊断和手术方面贡献丰硕。
自创建、主持医院斜弱视、眼肌专业以来，张先生勤敏善察，笔耕不辍，在国内最早报告了多例罕见病少见病，与全国眼科同道共同学习。他在国内率先开展多项检查和治疗，为后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年首先对先天性眼球震颤实施了手术，下斜肌转位术，上斜肌转位术，单眼四条肌肉手术矫正大角度外斜视，正常青年人隐斜及融合力的测定，A型肉毒素治疗眼睑面肌痉挛及斜视，4度三棱镜试验在诊断微小度数斜视中的应用等，许多手术方式至今沿用，被同道后学奉为经典。
张先生本身也是一位特别善于总结、特别善于学习的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带领孔令媛教授研究各种疑难斜视手术，并总结成文发表。我们眼底专业医生做完环扎术后，有些病人会发生斜视，他会与孔令媛一同到手术室来观看，观察肌肉与周围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手术应该怎么做，并且会于细微之处予以指导。
一些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斜视角度大，常规术后效果不好，张先生会与孔令媛一起研究新的术式。而对于许多综合征的研究，如下斜肌腱鞘综合征，A-V综合征，Duane眼球后退综合征等，均是他最早阅读文献后总结出来介绍给大家的，让同行们能够认识这些疾病，开阔视野，提高诊疗水平。
年，我计划组织出版同仁眼科图谱系列丛书，荟萃精华，以展示同仁眼科临床病例资料之丰富，为国内同行提供一套以供学习的、实用性强的诊疗图谱。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卢炜教授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同仁眼科系列图谱·斜视诊疗图谱》，目前已是第二版了，在国内影响力非常大，至今被同道和后学所称赞。
二
张先生为人低调，温文尔雅，言语轻柔，谦和到了极点，从来没见他发过什么脾气，对病人更是如此。虽然成绩斐然，声名远播，但他却淡泊名利，从来不去争荣誉。
自年起，张先生就开始担任刘家琦教授等建立的中国斜视专业组（今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副组长，一直是刘家琦的得力助手，为我国斜弱视及小儿眼科学科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刘家琦卸任后，许多同行都希望张先生能接任组长，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并力荐年富力强的后辈同道承担此任。
张先生重视保留眼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眼科仪器、器械，具有超前意识和历史眼光。国外专家曾赠送医院一个眼科大型诊疗台，后来随着仪器设备的更新，使用的机会越来越少。科室几次搬家，觉得占地方，使用率又低，都想把它丢弃。但每次张先生都建议将其保留，他认为，这些诊疗仪器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从这些仪器的身上，人们能读出整个眼科发展的历史，应该像保护文化古迹一般，珍视它们。很可惜的是，这个诊疗台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我到同仁工作以后，张先生发现我爱读、爱学、爱写，对我非常欣赏和认可。那时，他是《中级医刊》（现为《中国医刊》）编委，便有意识地培养我写稿、组稿，写综述、书评，写各种白内障、青光眼等诊治的系列报道，组织专题讲座，这一切至今都令我受益匪浅。当时的《中级医刊》作为全科医学刊物，在杂志上介绍系列眼科知识，对全科医生知识面的拓宽很有帮助，也是对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
0世纪90年代，我还是个年轻的主治医生，张先生却力荐我接替他担任《中国医刊》的编委。在他的带领、推荐和培养下，我顺利成为《中国医刊》编委，这也是我从医生涯中首个医学杂志的编委职务。
同样，也正是在张先生的指导、带领下，我开始结合临床进行总结和论文写作。可以说，张先生是我医学文章写作道路上的启蒙与指导老师，也是我从事编委工作的指路人。
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以及挥之不去的人格魅力，无一不感染着后辈。在其80岁大寿之日，眼科后生们想给他举办一场生日庆祝会，以此表达大家诚挚的祝福和感激。但当张先生得知后，却极其恳切地婉拒了。我们只好买了蛋糕去家里为他庆寿，他和家人非常开心，一如从前那样，谦和地表示了谢意。
张先生也是性情中人，喜欢与人聊天，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是对脾气，相契相投，他会非常健谈，工作、学习、家庭等等，聊天内容也极其广泛。他喜欢足球，是个足球迷，对足球明星如数家珍。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先生，却喜欢那样对抗性、运动性非常强的体育项目，大家常迷惑不解。
06年春节，我们去家中探望张先生，80多岁的老爷子，手里正拿着iPad，娴熟地操作着。他还给大家拍照，合影留念，并用iPad一一发送邮件，令众人惊讶不已，张先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是如此之强。在他面前，我们始终不敢言老。
张先生一生不爱麻烦别人，不愿给集体添任何麻烦和不便。几次生病住院，我们每每提到要去看望，他总是担心会影响到大家，总是反复地说：“你们那么忙，别来了……”在安排好床位之后，张先生也总是很快地给我们发邮件，表示谢意。凡是看望和关心他的人，他都会一一记在心里，总要多次地表示谢意。他特别能理解我们每一个人，能理解我们工作的忙碌，君子之风，溢于言表。
张先生的爱学习爱读书爱钻研，对我工作学习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我从内心深处对他怀有莫大的尊敬，每年春节即便不去他家，也会打电话问候。
张先生去世的当天，他的夫人、医院妇产科刘书文教授，亲手书写一份怀念悼文，字体灵秀，文辞工整，伉俪情深，寥寥数笔，道尽了丈夫不平凡的一生。
北京医院，从年建院至今，已经走过了3个春秋。“同仁”意即“自由博爱，一视同仁”之意，而“精·诚·勤·和”的同仁精神始终贯穿在每一个同仁人的身心中。
作为国内眼科的领头羊，同仁眼科历史底蕴深厚，大家辈出，蜚声国内外，足以使每一位同仁人引以为耀。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和学术传承是同仁眼科重要的凝聚力，是同仁得以长盛不衰的优良家风。
一代又一代的同仁眼科人身上凝聚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为同仁眼科事业鞠躬尽瘁、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形成了3年的同仁文化，凝聚成今天同仁眼科的深厚医疗典范，打造了同仁眼科长盛不衰的品牌，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声名远播。
张先生的一生，如霁月光风，博学多才却淡泊致远，他是同仁文化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分子；他谦和好学，努力向上，一生都把集体的事情、别人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从来不愿意去麻烦、影响别人，他是同仁老一辈专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一生潜心研究，历练求索，不为名利所惑。他是同仁医疗典范的杰出代表，他是同仁医魂。
作者：魏文斌，医学博士，北京医院眼科主任、同仁眼科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卫生计生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全国医德楷模，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入选首批国家级和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特支计划工程首批领军人才。现任《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等十余种专业杂志编委，《中华眼科杂志》《国际眼科纵览》《眼科》《实用防盲技术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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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解
作者：王锺陵《光明日报》（07年月7日3版）
《齐物论》发端即讲到三籁：南郭子綦对于颜成子游惊讶于他的“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的发问，似乎文不对题地回答说：“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女”，汝也。
在子綦对“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的情景作了大段的描绘以后，子游说：“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游对人籁、地籁作了概括，并进而提出何谓天籁的问题。子綦的回答是：“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对这一句说明“天籁”的话，古今《庄》学家众解纷纭，却未得其真意，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诸家之说作出辨析，并进而对何谓“天籁”与这一部分的行文意脉作出说明。
一
“吹”字显然承上文“风”字，“万”指万物，“不同”谓众窍发声之相异。“而使其自己也”。司马彪曰：“（吹万言）形气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文选》上册，第88页）释“吹万”为“形气不同”，这应是一种引申义，而非《庄》文本义。司马彪认为，天气吹煦，生养了万物，并使其形性不同，万物即止于其性也。王夫之曰：“其已将谓自已，其取将谓自取。”（《庄子解》第页）两人虽解说不同，但所据之本均为“自已”而非“自己”。王叔岷说：“‘自已’当从南宋蜀本作‘自己’，郭注‘自己而然’，是也。司马注作‘自已’，训已为止，非。”（《庄子校诠》上册，第48页）王说是。《庄》学史上各家注释，往往误“己”为“已”。“自己”，己身、本人之谓，此指各种声音之本身。“使其自己”者，自成一声也。
“咸其自取”。陈寿昌说：“有是窍即有是声，是声本窍之自取也。”（《南华真经正义》第5页，除《庄子解》外，古代《庄》学著作均见《庄子集成初编》《庄子集成续编》）这一解释虽可讲得通，但还是浅层次的。
“怒者其谁邪”。沙少海注曰：“怒，读为‘努’，主持。”（《庄子集注》第7页）陈鼓应、陆钦、孙通海、仲兆环均译“怒”为“鼓动”（《庄子今注今译》上册，第48页；《庄子通义》第3页；孙通海译注《庄子》第6页；《南华经》第9页）。张耿光、刘建国与顾宝田均释为“发动”（《庄子全译》第9页，《庄子译注》第5页）。王世舜则译为“发动者”（《庄子译注》第6页）。其实，“怒”当如沙少海所说读为“努”。钱绎《方言笺疏》卷一：“‘努’‘怒’‘弩’，并通。”（《方言笺疏》第57页）然沙少海释之为“主持”，则不当。“怒”此处当借为“主”。主者，所为使者也。
林希逸将此处的“怒”字，等同于《逍遥遊》中“怒而飞”的“怒”字，他说：“气发于内而为言，遂下一‘怒’字，与‘怒而飞’同，亦属造物。”（《南华真经口义》第46至47页）这表明他对于两篇文章中的相关文句都是不懂的。释德清注曰：“怒者，鼓其发言之气。”（《庄子内篇注》第47页）也近似地将《逍遥遊》与《齐物论》两篇中的“怒”字视为一字了。至于罗勉道将“怒”释为“暴怒”（《南华真经循本》第53页），曹础基释为“怒号”（《庄子浅注》第7页），欧阳景贤注译为“动怒”（《庄子释译》上册第6页），更是明显望文生义。
胡文英将“怒者”属上读（《庄子独见》第30页），此种断句乃源自林云铭所注：“风之吹万窍也，固不同矣，但使其为窍如此，即为吹如此。若皆自取，其怒号者，谁为之邪？”（《庄子因》第45页）林云铭这是将此处的“怒”字等同于上文“作则万窍怒呺”中的“怒”了，这是将两个在不同语境中的同形字视为一义了，方才造成其断句之误。
此句中还有两个问题要辨别：
一是文字上的。
在年版的《庄子今注今译》中，陈鼓应说，“夫吹万不同”的“夫”字后，缺“天籁者”三字，并径以补入正文。他引述王叔岷的话说：“《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吹万不同’上，有‘天籁者’三字，文意较明。”（《庄子今注今译》上册，第39页。）查王叔岷这句话，是在《庄子校释》中所说。陈鼓应还引述了严灵峰赞同王叔岷此论的话：“王说是也。按：‘夫天籁者’及下文乃子綦应子游上句之问：‘敢问天籁’之答语。郭注：‘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依注文观之，郭本当有此三字。兹据《世说新语》注补。”（同上）
然而，王叔岷在《庄子校诠》中改变了他的看法，其曰：“《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吹万不同’上有‘天籁者’三字，盖据郭注所增。”其意即是说，《世说新语·文学篇》注是根据郭象的注，加上这三字的，并非原文如此。
而陈鼓应在年版的《庄子今注今译》中，如同在年版中一样，仍然引述了王叔岷《庄子校释》中的话，以及严灵峰赞同王叔岷意见的话，照旧在正文中补入了“天籁者”三字，却不引王叔岷《庄子校诠》中的话。
其实，古人引文或节之，或增之，并不是很严格，压缩原文而引之的情况更为多见。从文风上看，文意过于明白，衔接紧密，倒难以视为《庄子》“内篇”原文。《庄》文不仅常有跳跃，往往也不注重细部的衔接。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叔岷、陈鼓应等常常犯以后世文风视《庄》文的错误。就此句而言，紧接着“敢问天籁”之后，又何须出现“天籁”二字，有此二字反觉累赘。主语承前省，是一般文章中都常有的情况，又何论《庄》文？至于郭注在“夫天籁者”上面即有“此天籁也”一语，以我之见，这正是因为原文中无“天籁”二字，而特为点醒也，且在注文开头用上这样一种句型，在郭注中是十分少见的。郭象注文大多较短，这一段注文比较长，集中表现了他对世界本体的看法，所以复又以“夫天籁者”一语而发端之。这一问题涉及对《庄子》文风的体认，故于此稍加申论。
第二个需要辨别的问题，是此句中是否说到有个主宰，亦即使众窍为鸣者。
郭象否定有个主宰，他说：“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庄子集释》第册，第50页）郭象的意思是说，所谓天乃万物总会而成，即今自然界之谓也。万物没有生生者，皆自生耳，亦即天然也。所谓天然者，即自己而然也。故成玄英以“万物之总名，自然之别称”（同上）这二义疏解“天”字。郭象特别说道：“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天本身都不存在，又何得以役物者也。马其昶也持否定主宰论，其注曰：“万窍怒号，非有怒之者，任其自然，即天籁也。”（《庄子故》第63页）
但陆西星就肯定有主宰。他说：“盖怒号者，风也，非窍也。今人若谓声自窍出，皆由于窍而不由于风，不知何以厉风济而诸窍为虚？然则怒而号者谁耶？其为风也必矣。知此，则声气所出之原，不归之天，而谓尽取诸人，可乎？分明实有个真宰主张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谓之天籁。”（《南华真经副墨》第67页）宣颖也说：“彼众窍者，真以为自已耶，自取耶？果其自已自取，则噫气未作之先何以寂然，既济之后何以又寂然，则怒呺者非无端而怒也，必有怒之者而怒也，而怒者其谁耶？悟其为谁，则众窍于喁皆不能无待也。”（《南华经解》第5页）这是说，悟得怒呺者必有怒之者而怒也，则众窍于喁皆不能无待也，亦即不是自有自取的。追随宣颖的刘凤苞更是说得明白：“‘怒者其谁耶？’分明有个主宰，自家都是假的。”（《南华雪心编》第4页）
在《庄》学史上，讲解“夫吹万不同”此句，是以肯定《庄》文说的有个主宰的意见为主流的，而对于“主宰”所用的词则多种多样，约而举之有四：
第一，造物。林希逸说：“‘吹万’，万物之有声者也。言万物之有声者，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属造物。‘自取’者，自取于己也。‘咸其自取’，言万物皆以为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气之动，谁实使之？”（《南华真经口义》第46页）
第二，天。吕惠卿认为，使比竹鸣者人，使众窍鸣者风。进而，他说：“天籁者，形心是已，形心未始有物也，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者天而已矣。”（《庄子全解》第5页）所谓“形心”，人是也。吕惠卿又说：“天者，无为而为之者也。若吹而使之者，非物之自取而我与之，岂所谓无为邪？犹之地籁也，作则万窍怒呺，怒呺者亦其自取也，漠然大块噫气而已矣。”（同上）吕惠卿以人为天籁，以天为造物，并赋予天以无为而为之的性质，犹如地籁，大块自管噫气，万窍各自不同。显然，这是为了协调“吹而使之者”与“物自取”之间关系的一种阐述。刘辰翁对此论说得十分简明：“‘怒者其谁耶？’，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庄子南华真经点校》第30页）
陆西星亦是持此论者，上文已引述了他的意见。林云铭则向陆西星所反驳的意见有所让步，他说：“风之吹万窍也，固不同矣，但使其为窍如此，即为吹如此。若皆自取其怒号者，谁为之邪？‘谁’字与‘自己’相应，暗指天也。”（《庄子因》第45页）这三句话的前两句上文已引。“为窍如此，即为吹如此”，这是向陆西星所说“今人若谓声自窍出，皆由于窍”的意见靠扰过去，但林云铭的落脚点乃在说明“谁”字“暗指天”。然天与物的关系如何呢？林云铭没有说。陈寿昌解释“怒者其谁邪”则明说：“言窍之鸣风使之，风之怒又谁使之邪？可知冥冥中之主宰莫非天也。”（《南华真经正义》第5页）这是说风使窍鸣，而天为风的主宰。钟泰也说：“‘谁’虽疑词，然老子言道曰：‘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彼以‘谁’表道，此以‘谁’表天。”（《庄子发微》第30页）
第三，化。王雱说：“众窍不同而同受风以成声，万物虽异而同委气以成体。窍为风之所鸣，而物为化之所役，所遇虽殊而同归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齐也。然风不能鸣无窍，而化不能役无物，能脱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达而吾非我有，则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南华真经新传》第3至33页）所谓“化”者，即王雱这一段话末所说“造化”也。委气成体，造化拘形，王雱对于众窍之鸣所采取的仍是一种受动论，虽然他这段话意在讲脱形忘情以避造化之拘也。
第四，真宰。释德清解释“天籁”一节说：“今方说天籁，即要人返观言语音声之所自发，毕竟是谁为主宰？若悟此真宰，则外离人我，言本无言，又何是非坚执之有哉！”（《庄子内篇注》第47页）
以上皆是主张有主宰者。
二
我既不同意认为“夫吹万不同”这几句话中说到的有个主宰的看法，也不同意回避众窍何能怒呺这一问题的无主宰论。
上引郭象的那段话的实质乃在于将最大的存在概括为一个“天”的概念，这样的一种思想在《庄》书中是有的，但要到“杂篇”的《则阳》篇中才得到清晰而典型的表达，其“道之为名，所假而行”（《庄子集释》第4册，第97页）一语方才具有郭注所谓“天且不能自有”的含义。哲学界多认为郭象借《庄子》以阐述其独化论，我倒认为独化思想乃《庄》书本自有，非郭象所创也。但独化思想在《庄》书中有一个产生、成熟的过程，并非一开头即有，而郭象则忽视或根本没有想到《庄》书的思想有一个生生发展的过程，往往将一些他所感兴趣的思想不恰当地加以泛化，作为《庄》书的一贯思想加以阐述。当然，郭象阐述独化思想，也是由其时社会的政治和思想需要所决定的，具体地说，这一消除宗主性的主张正是皇权萎缩、门阀士族势力膨胀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但是林希逸、陆西星、宣颖、钟泰诸人的意见也不正确，“怒者其谁邪”一语应是一个设问句，而注释家们多以为是一个疑问句。当作疑问句，自认为句中寓有主宰者之意。视为设问句，则只能理解为这是作者在思考，并没有提出答案。
“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语中有一个《庄》学家们未曾想到要回答的问题：即大块如何可以“噫气”而成“风”的？这是一个看似细微但涉及层次甚深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万物孳育于地，则其气息相吹，即为大块之噫气也。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齐物论》三籁这一部分文字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特别是“天籁”一词的意义需要由此方能得到深入的理解：如果不是气由息成，则气便是主宰；如气由息成，则主宰即有而乃在其自身也，天籁者乃表现于或存在于人籁与地籁之中也。怒者乃在自身，此“咸其自取”意也。所谓“天籁”者，即发声之天机也。如吕惠卿、释德清那样将“天籁”局限于人是不正确的。
“夫吹万不同”中的“吹”字，值得剖析：《说文》在口部和欠部重出“吹”字，释曰“嘘也”“出气也”（《说文解字注》第56页、第40页），气之由口出谓之嘘，两义相通。《逍遥遊》中“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即气息之由口嘘出也。嘘之远，则谓相吹拂。在《齐物论》中，一种作为万物根由的气的概念还没有出现，本篇中的“气”的含义同《逍遥遊》中“息”的含义一样，是指气息和风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意思。既然“风”之产生乃由众息所汇，则“吹万不同”一语，便寓有“自已”“自取”意也。“怒者其谁”的答案亦已在其中了。
唯有从气息与风的关系上加以理解，我们才能超越历来如林云铭、宣颖、陈寿昌等《庄》学家们仅仅从声与孔窍的关系上对于地籁和天籁的理解，也才能真正从深层次上把握三籁之间的关系。而对三籁之间关系的上述认识，对我们理解下文写种种人态的旨归及“真宰”“真君”的含义又是完全必要的。
三
对于“天籁”的含义及其在《齐物论》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还需要通观《齐物论》第一段行文的意脉来加以理解。
从《齐物论》开头到“吾独且奈何哉”为本篇第一段。全段从“丧我”高境写起，接写三籁、人态，再推求真宰、真君，最后结出成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大段的目的，就是引出“成心”。这一段的内容可以区别划分为两组意群：一是地籁与天籁，一是人态及人的生命旅程与成心。显然，前者是比况后者的。贯穿于两组意群的关系是受动与使动的关系。在每一组意群中，前者是受动，而后者是使动。作者的思路便是沿着从受动出发寻找其使动而展开的。由此，便易于给人以本篇承认有一个物态的主宰者的看法，加之下文又多说及“道”，于是论者们认为本篇之谓“道”乃本体之谓也。这其实是不对的。上文已说，因为气由息成，故主宰即有而乃在其自身也。天籁者乃表现于或存在于人籁与地籁之中也。怒者乃在自身，此“咸其自取”意也。人态种种亦是“咸其自取”的，不过，这种自取绝非完全由其自我主动选取，它是由成心决定的。所谓成心，乃一成形即形成的心性，而成心对于人来说，又是“不忘以待尽”的。所以人一生的行为、整个社会上的是是非非，都是由成心决定的。然而成心又各在其本身，由此所谓主宰者亦即自己，没有什么外在的主宰者。这同天籁与地籁、人籁的关系是一样的。三籁对于人态与成心的比况，正是必须把握到这一层意义上，才算是有了透彻的了解。许多《庄》学家之所以以主宰之意释“真宰”“真君”，就是未能认识到文章中的这种内在意脉。
还有一点应该说到的是，开篇子綦所说的“吾丧我”者，乃丧其成心也。形如槁木者，是忘其成形也；心如死灰者，是死其成心也。成心之不能易中，是说的一般人，而子綦乃是庄子所设定的理想人格，如同《逍遥遊》中的至人，能够丧其成心，正是至人之为至人也。换句话说，庄子正是设定了这样一个理想人格，作为下文纷纭人态的对照和超脱于浮世人生的途径的。由此我们在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这种冰冷以至显示了一种麻木意味的句子中，正是读出了一种救世的热忱。
明白了“吾丧我”就是丧其成心，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本篇总的结构安排了，一个难以理解却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子綦接着“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而后，即曰“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也就是说，“吾丧我”与三籁之间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这是为了通过三籁的比况而于人态中引出“成心”来。因此，表面上的跳脱，实际上正是运笔大开大阖的体现，表面上的断裂，其深层却有着紧密的内在意脉。从全篇来看，文章不仅写得大气磅礴，而且还写得摇曳多姿，作为全段主脑的“成心”二字，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成心”通过层层铺写引出，则“成心”的危害就昭然了，从而论证了开篇“吾丧我”，亦即丧其成心的必要性。全段的此种首尾呼应，显示了一种长龙摆尾式的阵势。
（作者：王锺陵，系苏州大学东吴国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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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与古典文明作者：陈志强《光明日报》（07年月7日4版）
拜占庭镶嵌画
人们常说拜占庭人传承地中海古典文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主要是指他们在漫长的中古时代占据着希腊及希腊化这一古典文明核心区；其生存环境的重要特点在于，东地中海浅海区域形成的人居模式多样性和沿海城市文化中心的持久性。自古以来，地中海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孕育了多种古代文明，及至古典文明昌盛的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古代文明出现了集大成式的发展。在上千年的中古时期，拜占庭文化直接继承和传播了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并吸收了早期基督教和古代东方诸文化。
拜占庭帝国以海洋为生命线，其千年都城和核心区，特别是主要文化中心城市均以海洋为依托。东地中海不仅成为这个千年帝国的安全屏障，也是其物资流通供给的大小通道，多种海洋贸易更是其重要的财政来源。拜占庭文明虽然具有农耕性质，但作为拜占庭文明中心区和区域经济中心的财政则主要依赖诸如黎凡特这样的海上过境贸易，而几乎全部建立在沿海地带的大中城市更掌控着拜占庭经济生活的命脉，海上商贸带来的巨大利益支撑着帝国的文明生活，为其传承古典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拜占庭人传承了地中海生活习俗，其热爱海洋的风尚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欧洲大陆的风俗习惯截然不同，与草原游牧生活更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视海洋为“仙界”“险境”的东亚大陆文明区别显著。自君士坦丁大帝于年启用“新罗马”之后的千余年，拜占庭社会和城市文化生活都依海而兴，而海上贸易优势地位和海上霸权的丧失则使帝国陷入衰落，当奥斯曼大军切断其海上供给线，拜占庭帝国的命门便被击中，其灭亡之日便到来了。因为拜占庭文明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复存在，其传承的古典文明火炬也向西传递到亚平宁半岛。
正是在与地中海古代多种文明集中发展相同的环境中，拜占庭知识分子顺其自然地继承了传承古典文明的人文环境。他们不仅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语言文学和思辨智慧，与基督教神学思辨相结合，而且沿袭了古罗马人的“帝国”政治哲学和法律制度，与中古帝国皇帝专制集权国家的政治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文化核心区和主要中心城市恰好都是在古代地中海文化昌盛的古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如亚历山大、安条克、以佛所、雅典、罗马、耶路撒冷、拜占庭城这些集中在东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遗址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后来兴起的内陆中小城市也是古典文化强大影响下的产物。毫无疑问，拜占庭文化能够在上千年时间里独步欧洲地中海世界、始终保持其领先优势地位，与其对古典文明的继承密不可分。
拜占庭知识界始终以希腊语为主要媒介，始终保持着对古典文明的价值欣赏、审美青睐和旨趣偏好。自从拜占庭首都“新罗马”开启之日，那里就吸引着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知识精英，他们携带大量古典文献和古代文物前往首都，在朝廷支持下，开办图书馆，建立学府，教授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收集古典作品，研究古典哲学，注释古典文学，传抄古典杰作，尚古之风长盛不衰。上文提到的诸多古代文化中心城市均成为当时研究古典之学的重镇，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派，而所谓以“新亚历山大运动”为代表的文化思潮实际上是将古典哲学遗产纳入基督教神学的学术活动。在拜占庭帝国，教俗两界的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地精通古典学问，甚至讲不好“纯正”希腊语的人难登学术殿堂，在朝廷之上也招人耻笑。世纪的拜占庭大学者普塞罗斯就以其在少年时代即可背诵《荷马史诗》为傲，而科穆宁王朝公主安娜在其撰写的《阿莱克修斯传》中不仅熟练引用古希腊诗文，而且效仿希罗多德的写作风格，领百年历史写作之风潮。如果没有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后世人全面了解古典时代法律是难以想象的。9世纪的修辞学家科米达斯根据历代传抄的珍本，对照多种版本对《荷马史诗》进行的重校版本成为其后几个世纪乃至今天多种版本中最权威的原始版本。拜占庭知识分子对古典文明的痴迷，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仍然令许多人文主义者羡慕、敬仰。
事实上，拜占庭人向西传承古典文化的高潮持续不断，主要还是通过拜占庭帝国在亚平宁半岛的属地进行的。直到3世纪，意大利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和城市都是在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内，那里是希腊移民祖辈的定居地，是希腊语和古典文化流传的地区，特别是由于两地同属古典文明区，拜占庭文化很容易获得当地人民的认同。毁坏圣像运动前，5世纪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古典女学者海帕提亚与其父修订注释的托勒密《地理学》和《天文学大全》及多部数学专著就流入意大利。此次运动后，伴随着教会文化的消沉和世俗文化的复兴，古典文化在当地出现了更为广泛的扩展。拜占庭人包罗万象的教育体系也极大地影响着其西部领地，老师们要求学生既要学习《圣经》也要背诵《荷马史诗》，哲学、算术、天文、法律、物理和神学课程均成为高级教育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基督教信仰并不能改变人们对古典文明的热爱，因为单靠教会文化难以满足地中海世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需求。
拜占庭文化虽然在斯拉夫各族群中得到广泛认同，并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但在传承古典文明方面，其最后一次高潮却出现在4世纪以后。正当巴尔干半岛因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征服扩张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拜占庭知识分子被迫移居意大利之际，西欧早期资产阶级发动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大批报国无望不堪忍受异教压迫和动乱形势骚扰的知识分子，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在意大利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对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譬如对文艺复兴运动有重要影响的拜占庭学者皮拉杜斯就是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的希腊语言文学老师，薄伽丘在《异教诸神谱系》中盛赞他是“最伟大的希腊文学活权威和希腊传说故事取之不尽的档案”。又如，在曼努埃尔·赫利索罗拉斯、基米斯杜斯·普来松和贝萨隆等一批知名的拜占庭学者中，最为拜占庭学家瓦西列夫推崇的是“贝萨隆……他是拉丁化的希腊人……是捍卫柏拉图学说的学者型神学家，一位对开启近现代文化作出无与伦比贡献的尚古的学者”。正是这位拜占庭学者最终选择威尼斯作为其古代手稿的永久存放地，卷手稿中有48卷古希腊典籍抄本，几乎囊括了古希腊所有重要作品。这些拜占庭学者翻译整理的诸如《理想国》《地理学》《政治学》在内的大量古希腊著作不仅忠实于原文，而且符合拉丁语表达方法，可谓信达雅的典范，超越了此前的任何翻译版本。诚如后世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正是贝萨隆等一大批拜占庭学者的贡献，才使得现存于世的75%的古希腊文献以拜占庭手抄本的形式流入意大利。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及的“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指的就是古典希腊文明。
总之，拜占庭人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在漫长的中古时代以独特的方式继承传播了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扩大了其影响，也在近代初期那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将古典文明的火炬完好地传递给了后人。
（作者：陈志强，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文末说明：资料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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